虽然不能说乌克兰民法典是使乌克兰陷于长期动乱的主要原因，但起码是重要原因之一。
(45)在注释(13)中已经指出，期望并非意指某个特定个体的实际意识状态，而是在诸沟通中被确定和凝结的意义，它相对于个体的实际意识状态而言，是被表达出来的可以观察和讨论的对象。(12) 在所有社会系统中，互动的基础都是通过社会规范确保期望的期望的确定性。
(31)对条件程式详细的讨论，见Luhmann,Das Recht der Gesellschaft,S.165ff. (32)Luhmann,Das Recht der Gesellschaft,S.145.司法裁判本身的规范化效力在判例法系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如果存在这种期望的确定性，人们就能在更大程度上坦然面对日常生活中的失落。(28)Luhmann,Rechtssoziologie,S.82-84. (29)法律的二元符码可以合同订立为例说明：合同订立的条件必须是当事人各方意思表示一致。世界之所以包含终极意义上的复杂性和偶联性，在于我之外普遍存在的他人。Luhmann,Das Recht der Gesellschaft,S.137. (21)Luhmann,Rechtssoziologie,S.64 ff. (22)Niklas Luhmann,Siml als Grundbegriff der Soziologie,in:Habermas und Luhmann,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oder Sozialthechnologie,S.25 ff. (23)Luhmann,Rechtssoziologie,S.81. (24)固有值(Eigenwert)是卢曼对Heinz v.Foerster理论中概念的借用，他借此概念想要表达的是：在自创生的系统理论中，全社会不断在时间中，透过诸多事件重新建立自己，并接受考验。
但国家在社会治理时，却可以通过发挥法律的功能，在内容和解决机制的事实维度、在时间维度和社会维度，通过建立期望结构使规范性期望得到稳定，解决期望落空(失望)带来的消极连环效应。国内学者的讨论，参见泮伟江：《当代中国法治的分析与建构》，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70～177页。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由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而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
[64]然而忽略穷人的权利来谈普遍权利是虚伪的，因为普遍性的权利必然包含了穷人的权利。[33]施特劳斯所揭示的问题是深刻的，即在现代性之后人们怎么过政治生活，也就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怎么能够实现古典政治哲学中所倡导的德性政治。[39]然而我们在下面的论述表明，普选民主和三权分立制度的目标是实现消极自由。一种是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
君主政体中的法律，专制政体中君主高扬的手臂就能够解决和控制一切，君主政体需要荣宠，专制政体需要畏惧，而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则需要美德。中国共产党1921年建党时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存在的，起初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是依赖共产国际和苏联老大哥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来证成的。
社会中的人分为风险规避者、风险中立者和风险喜好者。[47]普遍性高于特殊性，一旦普遍性的公意成为权威，服从权威不过就是服从自身的意志，自由与权威的紧张就得以消解。财产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际关系，而是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关系：财产作为积累起来的劳动是资本，财产作为资本又是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由马基雅维利开始，包括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等人在内的第一波现代性是现代主义自由民主指导思想的主要来源。
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党导民主制的意识形态正当性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即使在经济绩效方面做得再好也会被诟病。在官方倡导的文化自信的背景下，一些人发现了古代文化自信，也就是在我爷爷厉害中找到了自己的那点儿可怜的自信。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由于各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约束条件不同，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共产党所联合的代表众意的政治力量也可以不同，但共产党领导的民主体制是不能改变的。
他建立起一套顽强的、违反生活和自然界事实的和非常固执的教义，并企图使生活和自然界符合他的理论模型。中国共产党是通过革命夺取政权的，历史的选择使得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唯一的领导党和执政党，八个民主党派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的参政党，是友党。
事前合法性（事前民主）可以通过调查民众的信服情况而得知，但事前合法性需要转变为现实可以检验到的才行，所以需要事中合法性（事中民主）和事后合法性（事后民主）。社会主义必须在充分吸收第一波现代性成果基础上弥补第一波现代性之不足，建立起宪治的、法治的和民主的，以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相结合的共同自由为价值的现代社会主义。
制度实效主义的天敌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是从前提进行推理，实效主义是面向目标的推理，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第三章 现代性与德性政治 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立国安邦的金科玉律，博爱是建立民族国家的情感，人人生而平等、人人生而自由是民主立国的圣经。正是因为个人拥有理性，才能不被自然界和他人所束缚，成为万物的主宰，个人认为自己可以主宰世界。这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的必然结论。一党是执政党，其他党派是参政党。中共十八大提出中国共产党面临四大考验和存在四种危险：面临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的四大考验，存在着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四种危险。
资产阶级从来没有说过自己的意识形态领导权，而总是声称自己代表全人类的普遍利益。我们不再能够全心全意地依据它们而去行动。
如果说身份所反映的是依附关系，那么契约自由揭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这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经济领域的表现。
无法并不意味着没有任何形式的法律或习惯，而意味着政府习惯于漠视法律，特别是意在限制政府权力的法律。无论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过渡阶段还是在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础上建立的必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德性政治都应当由共产党领导。
马克思接受了洛克奠定的现代性的核心，也就是自由的核心是权利，权利的核心是财产权。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质是文化领导权。党导民主是引导式、融合式和金字塔式民主。由卢梭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建构了以社会自由和共同自由为价值，超越古典政治哲学的现代德性政治思想谱系。
3.1 从施特劳斯热说起 西方文明从传统到现代、从现代到后现代的历程让我们看到了现代性的全貌，由施特劳斯热产生的回到古典运动凸显了西方关于现代性问题的争论。领导的实质是被领导者的同意。
马斯洛认为，自我实现者的需要分为基本需要和发展需要，前者是因缺乏而产生的需要，后者是存在的价值或后需要。法学家梅因在《古代法》中恰当表达了这种观念：迄今为止，一切进步社会的走向一直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为什么党导民主制可能有合法性？ 党导民主制建立在一个代表公意的德性政党领导基础上，是一种现代德性民主政治。然而普遍性可以存在于政党，因为党员是可以筛选的，只有一个经过筛选的、有德性的政党引导人民才可以实现现代性之后的道德政治。
因此建立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和马克思三级阶梯需要理论基础上的政治制度需要考虑的是如何逐步提升人的需求层次和德性。我们可以预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之时，中国在社会主义中级阶段的三大法宝是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和共同自由。从历史上来看，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不同在于领导阶级不同，旧民主主义革命由资产阶级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由无产阶级领导。古典哲学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其洞察了直到今天仍然令人们困惑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并用恰当的概念和命题表达出来，形成了学术讨论的基本范式。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1954年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由契约产生，具有三个面向：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并且是它们二者共同跟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制度冲突的舞台。
我们不想也不可能回到古典政治哲学所建立的道德政治生活。如果社会群体是中间大两头小（共识的社会），那么党派竞争就像一个卖苹果的和一个卖梨子的竞争，喜欢苹果的会买苹果，喜欢梨子的会买梨子，由于苹果与梨子是替代品，党争民主制是以买苹果的人多还是买梨子的人多来决定卖苹果与卖梨子的胜负。
由于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以第一波现代性建立的美国政治制度被很多国家所效仿，洛克的契约论和分权理论成为了主流的意识形态，以至于人们将普选和三权分立式的党争民主制当做现代性政治制度的典范，甚至视为唯一选择。[5] 自苏联1917年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以来，世界主要划分为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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